国家治理转型是国家强制性权力向国家基础性权力过渡的过程，但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提升需要以发育成熟的基层社会（村民社会）为基础。如果缺乏具有自治能力的基层组织为依托，国家基础性权力会重新寻求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嵌入，从而造成国家治理能力转型的困境。 要化解项目治村的实践困境，核心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，关键是充实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社会基础，根本路径是构建具有自主与自治能力的现代村民社会。 国家基础性权力视角下的村民社会建设，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：一是合理确定村民自治单元，二是培育现代化的村民自治精神，三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。

本书论述了“让战略规划与战略执行有效衔接”的方法论和应用实践。作者基于多年的研究和在不同企业的实践，在书中全景式地将战略解码的原理、方法和应用展示给读者。 战略解码是化战略为行动、变愿景为现实的利器。它通过团队共创的方式，对企业战略进行澄清诠释，助企业明晰路径、明确硬仗、分解任务，助企业的战略规划转化为一线员工能够理解的语言，并落实为绩效承诺，输出为绩效结果，助企业实现“上下同欲”“左右协同”“力出一孔”“使命必达”的局面。 本书以RIDER模型（驾驭者模型）和RACE原则（竞赛原则）为主线，既有理论方法和逻辑框架，又有大量的实践案例（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创造和实践）。 无论是对企业家、高层经理、经营负责人而言，还是对战略管理、运营管理、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士而言，抑或对咨询顾问、培训讲师或研究学者而言，本书都是不可不读的战略落地指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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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大道天才的陨落，留得一线生机，百年后重生，为找回属于自己的荣耀，踏上了路途

一位大道天才的陨落，留得一线生机，百年后重生，为找回属于自己的荣耀，踏上了路途

《政道与治道》集文十篇，编为十章，此书的中心问题有二：“一为政道与治道之问题，而主要论点则在政道如何转出；二为事功之问题，用古语言之，即为如何开出外王之问题。”在作者看来，“此两问题成为中国文化生命中之症结，相连而生，故亦相随而解”。《政道与治道》与《历史哲学》一经一纬、不可分割，反复读之，必有所获。 牟宗三先生曾被英国剑桥词典誉为"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"，《道德的理想主义》、《历史哲学》、《政道与治道》是其重要著作，此三书以"新外王三书"著称，牟宗三另著有《佛性与般若》、《才性与玄理》等，并译有康德的《道德哲学》等。

《政道与治道》同《历史哲学》成一经一纬之关系，以十章篇幅将《历史哲学》中未能系统化的思问疏通成严整的哲学体系，并予以进一步的提升，正如作者所说：“本书力振孔孟学脉，以见内圣外王之教之规模，且承之而进一步，以解答中国文化中政道、事功与科学之问题。”本书作为“新外王三书”之一，弁宗三先生深味时代剧变之痛感，综合参照东西方思想文化各自的秉性以及发展轨迹，讨论了儒家的德化的治道，对中国现代化以及科学民主等亦予以反思，多处从思想深处默合其后知识界关注的诸多急切问题。

政道与治道，ISBN：9789571502168，作者：牟宗三

本书论题，涉及战国末世和西汉时期的思想。我以为在此期间形成的思想对于中国思想史非常重要，某种意义上，可以说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政治生活。但是，长期以来，这一时期的思想的复杂性似乎没有得到充分认识。在此，我只想通过某一些特定视角作一点努力，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复杂性的全面理解。本书集中讨论一前一后两个人物：一个是生活于战国末世的荀子，另一个是生活于西汉中期的司马迁。荀子身前不算得志，其思想在西汉却盛极一时；司马迁于逆境中完成了《史记》，目的为承继古代王官之学。可以说，前者开来，后者继往。由荀子，或许可见“古”如何变出“今”；由司马迁，或许可见“今”如何持守“古”。而在对“孔子诛少正卯”这一故事的记载上，两人发生了重合。他们的合与分，颇能使我们窥见于这一定型期思想中的内在张力。